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孩子视角下对时代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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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孩子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导演马克·赫曼将这个疑问放置于残酷的纳粹集中营之上，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应运而生，这个带有些许文艺味道的名字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永远无法被忘记的历史。

电影讲述了年仅8岁的德国集中营司令官的儿子布鲁诺，在集中营认识了与他同龄的犹太男孩希姆尔，为了帮助朋友，他换上了条纹睡衣，钻进集中营，最终衍生出一个悲剧的故事。

电影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审视当时那个时代的罪行，没有血腥暴力的镜头，没有堆积成山的尸体，甚至没有任何过度渲染悲伤的氛围，然而犯罪与杀戮无论经过如何的修饰都注定无法被掩埋。

那扇铁门的背后，遮盖住了哭泣的悲鸣，只剩下散落一地的睡衣，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单纯与期待，成为黑暗之中仅存的光明。

一、孩子总是交友，大人总是树敌

八岁的小男孩布鲁诺出生于德国的纳粹军官家庭，他即将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离开早已熟悉的环境，搬去一个没有玩伴的不知名的地方。

在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会持续被灌输一个真理，即“所有的犹太人都是邪恶的，他们都该被处死”。

可是这样的观念却与孩子的天性截然相反，在小布鲁诺的眼里，服侍他们一家的犹太仆人亲切善良，无意间所交到的犹太朋友希姆尔也是值得信赖的玩伴，所谓的犹太人似乎并没有传说的那般可怕。

相反，当他们在面对自己时，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似乎自己才是“邪恶”之人。

为了弥补自己曾对希姆尔犯下的过错，布鲁诺决定穿上条纹睡衣钻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陪希姆尔寻找失踪的父亲，然而这一天也是布鲁诺的纳粹父亲下令加速屠杀犹太人的日子。

机缘巧合的命运让布鲁诺失去了回到家庭的机会，他也在一次屠杀中让生命被永久的剥夺。

其实有关纳粹的经典电影有很多，比如用父爱为儿子掩盖战争残酷的《美丽人生》，再比如通过艺术点亮人性中隐藏的光芒的《钢琴家》，它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电影。

但它们所处的角度都是来自于受害者，所使用的论述方式也是尽可能的表达受害者的悲惨以博得观众的同情，他们的人性越丰满，人们对于纳粹的憎恨则会越强烈。

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则将视角少有的放置在了德军之中，站在所谓的加害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当我们看到那些于我们眼里异常冷血的加害者其实也是由一个个普通的家庭组成，他们也不是天生冷漠，他们也深爱自己的家人，将他们当成生命中最重要时，似乎迷茫就会由此产生，这背后最该怪罪的，到底是什么。

导演当然也不是在洗白纳粹的罪孽，他们犯下的罪行，毫无疑问早已是证据确凿，原著作者约翰·伯恩也说：

“纳粹的罪行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似乎种种阴霾一直缠绕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种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激进分子依然活跃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们的社会上，年轻人或许并不明白数十年前的悲剧，我们必须要警醒这一点”。

只是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背后，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背后，貌似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二、通过欺骗而杀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敌人，还包括孩子的认知

电影名为《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个名字听起来天然有一种淡化恐惧的感觉，再加上导演始终使用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待整个成人的世界，在最后一幕出现之前，似乎整部电影就是在挖掘黑暗中的光明，找寻罪恶之中那稀有的善良。

可也正是由于使用了孩子的纯真作为外壳，也使得结尾变得异常真实且残酷。

电影开篇提到：“在黑暗的理性到来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和视觉。”

因此在孩子的眼里，这不是什么纳粹集中营，也不是什么“犯人”关押地，这里是一个说不上来，但是压抑且奇怪的地方。

这里到处都是奇怪的穿着条纹睡衣的人，他们不做自己喜欢的本职工作，比如医生在削土豆，钟表师在做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阂，并且还会时不时的闻到烟囱里那难闻的气味。

孩子使用着直觉和感性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所谓理性且自诩高孩子一等的大人却将一切都设置为固定模式，大行其道。

如同布鲁诺一般的孩子是整个德国纳粹黑暗中的光明，然而可想而知，在家庭教师、亲人以及周围所有人都在反复陈述“犹太人都是有罪的”这样的教育之下，他也终将会动摇自己的信念，这一刻，也杀死了一个孩子的所有单纯和善良。

政治学和传播学中存在一个理论名为“沉默的螺旋”，即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

而当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表达时，那么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

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因此纳粹主义者在一开始时也会产生质疑和反抗的想法，但是周围的声音似乎都与自己的判断相反，外界的压力之下迫使自己保持沉默，此时，自然可以说他们的恶是来自于压迫。

而随着声音一家独大之时，自己的意志也会被逐渐消磨殆尽，开始认同大众的声音，因此最后的所有行为，则不再需要所谓强权的压迫，完全变成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推动。

就如同布鲁诺的姐姐一般，小时候的她明媚阳光，最喜欢的就是洋娃娃，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她开始将所有的娃娃丢弃，转而投身于国家，投身于纳粹，她慢慢开始相信父亲以及家教所说的言论，这已成为她的信仰。

“只有不成熟的人才爱玩娃娃，现在是国家要复兴的关键时刻，我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国家大事”之上。”

布鲁诺的姐姐会成为下一个深谙此道的父亲，而布鲁诺也会在慢慢长大过程中丧失过去的质疑，成为如他姐姐般的模样，一代接着一代，永远失去了反省这一切是否正确的意愿。

或许这才是导演最想表达的最令人胆颤恐惧的地方，也是使用孩子的视角表达一切的原因，毕竟童年的形象越纯真，反映于现实之上就会显得越残酷。

三、被“理性”蒙蔽双眼，我们就都成为了“造恶之人”

电影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它是经过艺术与想象的加工，将存在于现在以及历史之中那些虚伪的人和事、那些不为广泛所知的故事、那些潜藏在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一一表现出来。

要说电影存在的意义，大概就是它将虚构和现实相结合，而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寻到自己的理解。

①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无论你之前是什么人，穿上这件条纹睡衣后，我们就是同类人了。”

在纳粹眼中，是否所有的犹太人都有罪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只是穿着条纹睡衣的罪犯，这成为一个符号，所谓的理性和思考都成为先入为主的判断。

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年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即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而在电影中，这种不假思索的恶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己亲自下达的命令，阴错阳差之下害死了自己最爱的儿子。

不知此刻的他，是那个盲目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的军人，还是心心念着孩子、提起孩子时仍会不由自主笑出来的父亲。

他是否能意识到，此刻自己所承受的所有痛处，也是数以百万犹太人每天都会经历到的绝望。

孩子就是父母的生命，不仅是犹太籍父母的生命，也是纳粹父母的生命。用无差别的焚尸对待因信仰不同的纳粹家庭，编剧非典型的“以暴制暴”，对二战惨无人道的反思如千钧置顶。

以暴力的方式惩罚使用暴力的人，以生命为代价惩罚伤害他人生命之人，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②偏执或许是每个人不经意间的根深蒂固

当看到结尾，布鲁诺的家人疯狂地寻找他时，就算隔着屏幕，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希望他们再快一点，再仔细一点，也许小布鲁诺就不会死。

可是这么想的时候，又突然发现，不单单是布鲁诺，这座集中营中的哪一条生命是该被处决的呢？

我们的眼泪是为布鲁诺而流，还是为希姆尔而流，亦或者是为这场屠杀背后的每一条生命而流？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将情感注入到某些人的身上，这也会使得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地位有所提升。

我们想到也许希姆尔会在某一天死去，当然会心痛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孩子的离世，可是令人真正意外的是，心地善良的布鲁诺也随之而去，这种悲痛和绝望感就达到了极致。

当我们在痛斥纳粹的屠杀行为的罪孽深重时，所使用的语言大概也是所谓的人人平等，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可是在面对结局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如同我们所憎恨的纳粹一般，早已将电影中的人物分成了三六九等，每一条生命都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

“每一个生命都该被珍惜”，这不该仅仅成为一个自我感动的口号，这些生命该包含着布鲁诺与希姆尔，也该包含着这座集中营中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似乎每一个处在屏幕外的观众，同样被“理性”蒙蔽了双眼，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造恶之人”，这大概也是导演给予观众最大的警告。

结语：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开篇引用了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来自于身着军装家庭的孩子，最后也成为了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讽刺。

以暴力对待暴力，以战争对抗战争，所谓的受罪之人不过是战败的一方，纳粹的屠杀，伤害的不单单是敌人，还包括自己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