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思潮发展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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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在国会讨论第二次军事拨款时，李卜克内西毅然冲破“党纪”的约束，投票反对。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德国帝国主义“是沙皇制度的同谋犯”，它所进行的“并不是什么防御战”。他要求，立即实现“不通过征服而实现的和平”。

李卜克内西这一勇敢举动，成为德国人民反战斗争的信号，成为左派与社会民主党公开决裂的重要一步。一九一五年三月五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人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自一九一四年秋天以来，已在柏林、不伦瑞克、不莱梅、开姆尼茨、德累斯顿、莱比锡、汉堡、斯图加特、哥达等地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左派小组。这次代表会议使一些地方左派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作出了出版杂志的决定。

四月中旬，由卢森堡、梅林主编的左派杂志《国际》第一期出版，上面刊登了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人撰写的文章。卢森堡写的《国际的重建》一文，揭露了右派领袖的背叛，并驳斥了考茨基为右派作的辩护。她指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必须“清算八月四日以来的整个策略”，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从此，左派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潮发展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国际派”又在柏林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党人的任务提纲》。提纲指出，由于第二国际已经因其机会主义领袖的背叛而破产，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国际来领导各国的革命斗争。新的国际必须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在各国国内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持反帝和反战，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会议还讨论了宣传鼓动、罢工和游行示威等问题，决定出版定期刊物《政治书信》，以扩大革命宣传，这个刊物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书信》。从此，左派又称为“斯巴达克派”。一月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左派的联合和推动了反战斗争，客观上向建立独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斯巴达克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针。

一九一五年五月，斯巴达克派散发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主要敌人是在国内！》的传单，传单明确指出：“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德国：德国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派、德国的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打倒的是国内的敌人。”在斯巴达克派等左派的宣传、推动和组织之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斗争从一九一五年起开始高涨。一九一五年五月，皮克组织了一万五千人在国会前举行反战示威。十月底，二百多名妇女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大楼前集会，并且冲进了会议厅，要求社会民主党领导改变政策。

一九一六年五月，在柏林、德累斯顿、耶拿等地发生了反战示威。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波茨坦广场向示威群众发表了演说，号召“打倒战争”“打倒政府”。他因此而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豁免权、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六、七月，柏林几万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抗议对李卜克内西的审判。不莱梅、不伦瑞克等地也发生了政治性罢工。统治阶级对左派严加镇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长期被监禁，梅林、蔡特金、迈耶尔、皮克等也曾遭到逮捕、关押或送上前线，敦克尔被禁止发表演说，左派刊物遭到取缔。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进一步分化。

一些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党报和普通党员，对党领导的政策表示怀疑、不满或采取独立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从一九一五年三月开始，有的议员在表决军事拨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以哈塞为首的一批中派议员，以“德国边境是安全的”为理由，第一次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派被右派领导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资格，于是他们组成了单独的国会党团“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宣布反对八月四日政策。

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派等反对派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吸引了大批对右派政策不满、怀有反战情绪的原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群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党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在工会中，对工会领导的阶级合作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增长了。一九一六年三月，五金工人工会已分裂成两派，反对派居于多数。在柏林五金工人中产生了革命工长运动。工人和基层工会干部要求结束工会领导的路线，推选自己信任的代表去取代执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工会领导。

革命工长主要处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其领导人是理查德·缪勒和艾米尔·巴尔特。独立社会民主党内，成份复杂，成员政治度各异。有社会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激进分子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也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内决定政策的是右翼哈塞、威廉·迪特曼、考茨基等人。他们是在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上反对战争的，其立场是以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为转移的，即“一旦安全就实现和平”，反战态度并不十分坚决。他们准备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结束战争，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莱梅和汉堡的左翼激进派拒绝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由于它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在组织上成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保留着行动自由的派别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希望能从内部来争取改变这个党的路线。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德国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斯巴达克派欢呼俄国革命取得的胜利也是德国人民的胜利，称赞布尔什维克在“全世界范围内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确信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斯巴达克派还散发传单，号召德国工人仿效俄国工人的榜样，在德国进行革命斗争，“战无不胜的俄国革命同战无不胜的德国革命结合起来是坚不可摧的。”

《莱比锡人民报》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发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写道：德国无产阶级十分同情并坚决支持俄国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新阶段，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肩负起了一项严肃的职责。”文章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不断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促其缔结不兼并不赔款的和约。在东部前线，数以万计的德国士兵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倡议，与俄国士兵联欢。一些士兵被调到西线国内，把所了解的俄国革命的情况传播开来，士兵们喊出了“照俄国的方式同反动派打交道”的口号。

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倡议，对德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为响彻德国大地的斗争口号。俄国革命也给德国统治集团敲响了丧钟。二月革命后，在国会和政府的会议上，俄国革命及其影响成了重要的议题。沙皇制度的崩溃使德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也感到“不认清时代信号的政治家是会倒霉的”，德国的改革不能再拖，否则会发生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的反战斗争不仅更加高涨，而且越来越具有以革命行动来结束战争的性质。为促使政府早日结束战争，德国人民罢工斗争风起云涌。

一九一七年的罢工人数达到一百四十六万，为上一年的三倍多，一九一八年罢工人数增加到二百五十万。其中，以一九一七年四月的罢工规模最大，仅柏林就有三十万人参加。工人们冲破工会领导的阻挠，提出了下列要求：废除戒严法和自愿服务法，实行民主的选举权，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成立工人苏维埃，等等。在柏林、莱比锡还成立了工人苏维埃。由于工会右翼领袖的政策和政府的镇压，四月罢工最后平息下去了。但这次罢工响亮地提出了立即缔结和约的要求，并且开始建立苏维埃，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进到一个新阶段。

军队中的反战革命运动也加强了。从俄国二月革命后，海军中的革命情绪就不断高涨，水兵们对伙食的恶劣、军官的专横早就不满。他们与工人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许多人还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舰队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领导人是水兵马克斯·莱希比奇和阿尔宾·克比斯。水兵们要求结束战争，建立水兵苏维埃。一九一七年八月，停泊在威廉港的“路易波尔特摄政王号”等舰上的水兵拒绝服役，惩处了可恨的军官，号召“打倒战争”。

当局对水兵起义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莱布比奇和克比斯被判处死刑，五十多名水兵被判处徒刑。列宁认为这次水兵起义“正是大转折的标志，正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一九一七年底至一九一八年初，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苏俄的谈判中坚持掠夺立场，激起德国人民更大规模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全国各地就不断发生罢工和示威，要求按照苏俄的和平原则，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十二月间，斯巴达克派散发了题为《决定的时刻》的传单，号召德国人民为实现普遍的和平，为制止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掠夺，为支援俄国革命而斗争。传单指出：“在德国也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只有通过群众斗争，群众起义，通过使整个经济活动和军事工业瘫痪的群众罢工，只有通过革命并由工人阶级努力在德国建立人民共和国，才能够结束这场大屠杀，实现普遍的和平。

也只有这样，俄国革命才能得救。”一九一八年一月，德国人民的斗争达到高潮，一月中旬，革命工长组织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担心斯巴达克派主张“暴动策略”而没有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经过争论，决定号召德国工人罢工，并散发了传单。一月底，在斯巴达克派和工长组织的号召下，五十万柏林工人从二十八日起开始罢工和示威。第二天，汉堡、基尔、哈雷、马格德堡、莱比锡、开姆尼茨、慕尼黑、科伦等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全国参加斗争者达一百万人以上。

柏林工人选举了苏维埃，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立即按照苏俄建议缔结和约，吸收各国工人参加和平谈判，废除戒严法，恢复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令，国家机关彻底民主化，释放政治犯等。但会议在选举行动委员会时，会议主席、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缪勒竟不顾多数反对，接受了邀请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建议。社会民主党怕失去群众，同时为了保持对运动的控制并尽快结束罢工，派出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参加了行动委员会，但表示不能全部同意上述提出的要求。

二十九日，当局下令禁止罢工，行动委员会却派代表前去谈判。这时，工会中央理事会又作出“工会领导机关决不参加罢工”的决议。二月一日，当局下令复工，加强镇压，行动委员会于是在三日决定停止罢工。罢工的许多领导人和五万名工人被判刑或送上前线，一批企业被军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一九一七年夏天开始也展开了反对政府的粮食政策、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的斗争。

在德国人民革命风暴冲击下，统治阶级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战争接连失利，反战运动的日益高涨，俄国革命的巨大震荡，使德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主张以妥协办法尽早结束战争，实行内政改革，用“从上面进行革命”来防止“从下面发生革命”。在国会和政府内，形成了以社会民主党、进步党、中央党的联盟，要求改革内政，停战媾和。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威廉二世不得已发布“复活节文告”，许诺在战争结束后进行内政改革，并且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进步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修改方案和实行和平的方案。七月，国会通过一项“媾和决议”。

但是，极右派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极力反对改革和媾和，最高统帅部、容克贵族和重工业垄断资本及其支持下的沙文主义团体也反对改革，要求百分之百地实现兼并纲领。宪法委员会和媾和决议受到他们的强烈抨击和抵制，引起了激烈斗争。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由于态度动摇，过分倾向于自由派，不受保守党和最高统帅部的信任，被迫于七月间辞职。续任首相格·米夏埃利斯只是最高统帅部的言听计从的代理人。

十一月初，又由冯·赫特林接替米夏埃利斯。由于主张改革的党派也是迫于形势，一旦形势好转，特别是战局好转，他们对改革也就失去兴趣，所以，改革的主张毫无进展。一九一八年七月，关于改革普鲁士选举制的议案提交普鲁士下议院，遭到拒绝。直到一九一八年八一－九月，德国军事上已经绝望，协约国又施加压力，把德国内政改革作为停战媾和的重要条件，最高统帅部万般无奈，为了寻找承担战败责任的替罪羊，这才同意改革和媾和。九月三十日，威廉二世下诏改革。十月二十六日，顽固的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辞职。但是，这种“从上面进行革命”已经不能阻止“从下面爆发的革命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斯巴达克派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在哥达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还没有加入斯巴达克派的不莱梅左派和汉堡左派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阶级力量对比和面临的革命任务。在关于政治状况的决议中指出：“德国帝国主义的崩溃彻底动摇了德国的宪法和经济组织，并因此造成了一个革命的形势，把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未能解决的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了。

会议决定在前线和国内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准备把军队中自发性的反抗和工人的罢工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会议确定了争取立即结束战争、推翻德国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任务。会议发布了《告居民书》，提出如下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废除戒严法；立即废除后援法令；废除战争公债；没收银行资本、矿山和冶金企业，缩短工作时间，确定最低工资；剥夺大、中地产，把生产管理交给农业工人和小农的代表；根本改革军事制度，实行军队民主化；把食品分配交给工人代表处理；废除各邦及各王朝。

会议批评了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中派分子。会议向俄国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同情，并表示要在实际行动中向俄国学习。会议向仍然身陷囹圄的同志们，特别是李卜克西内和卢森堡致敬。处于伟大斗争前夕的德国工人迫切需要自己的领袖来领导斗争。当时新成立的马克斯政府，作为“民主改革”的措施之一，正在实行大赦，但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却迟迟不予释放。政府几经讨论，有人主张只给李卜克内西减刑。工人群众在十月间一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李卜克内西。

社会民主党迫于群众的压力，向政府建议释放李卜克内西，并说，如果他仍进行反政府活动，可以再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终于获释。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卜克内西到达柏林，受到两万多工人和士兵的欢迎，他像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被簇拥着步出车站。他在车站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号召人民进行革命，打倒政府。在此期间，德国工人也在努力争取政府释放卢森堡。卢森堡也向帝国首相提出申诉，但没有结果。她在狱中没有停止革命工作，利用所了解的情况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写了《论俄国革命》的狱中札记等。直到十一月革命爆发时，她才获得自由。

李卜克内西出狱后，立即以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战斗。不久，皮克也回到柏林。他们积极地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视对革命工长组织的团结工作。因为工长们与柏林各大工厂工人有直接联系，而且许多工长怀有较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经常参加工长组织的会议，推动他们走向革命。

结语

李卜克内西当时处境十分险恶，为躲避迫害，他不得不经常转移住处，有时甚至露宿街头。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到处宣传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和现存制度。十月二十六日，与工长组织达成了关于共同行动的协议。

参考资料：《列宁全集》《-年德国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