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是最需要马克思的一群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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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的故事

见到青年学者们之前，顾海良老师就跟我介绍过其中两位决定入党的故事。

一位是曾想着做一个“学术中立”的研究者；一位是远在国外没有条件入党。他们都在参与《马藏》编纂和研究工作后，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一位因为深深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取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真诚的信仰；一位先是情感上、思想上入党，后来再对“入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是身份上、更是思想理论上成为了一名党员。

《马藏》编纂和研究工作的背后，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中国时，是各种思想潮流在中国激烈碰撞，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想潮流中，在各种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中脱颖而出，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激荡百年历史中，检验了其真理性。

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感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具有青年气质的，因而年轻人是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一群人。今天，对于这些年轻的学者们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成为了学术成长的一种重要标记。

（秦孟婷）

《马藏》成果，科学出版社。

6月24日，《马藏》工程的又一最新成果——《马藏》第二部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部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第四部第一卷和第二卷正式出版。至此《马藏》目前已出版14卷，共万字。

这项自年3月启动的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补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文献的短板，有力地回答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为何能脱颖而出，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普遍共识和必然选择，更好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顾海良教授作为《马藏》总编纂，起到了重要的领头作用；理论界不少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也指导、参与过。由这些声名远扬的“明星”带头，保证了《马藏》较高的学术质量。

但不可忽视的是，《马藏》的每一项成果都有一群青年学者们的全程参与；反过来，《马藏》工程也是青年学者们的培养工程。

《马藏》团队合影。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提供

《马藏》编纂和研究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得到锤炼。我们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读出怎样的时代讯息？长江日报读+特派记者赶赴北京，与《马藏》团队近距离接触，并邀请到7位青年学者代表，面对面深入了解。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风骨”

读+：能否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学科背景？

刘庆霖：我较早参与进来，先说说我掌握的情况。

目前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参与《马藏》编纂与研究工作的年轻教师和博士后，共有15名。此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年龄在28到35岁左右，男女比例比较平均。

我们这些青年学者，做《马藏》编纂与研究工作，目前面对的文献资料，都是那些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报刊、图书和档案。这就意味着，校注和评价这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文献，要用到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中共党史、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所以你会发现，《马藏》背后的青年学者们，有着复杂的学科背景。我博士及之前，都在历史学系读书，是研究社会主义传播史的。《马藏》编研团队中的裴植、王倩、孙超、叶帆和我现在都成为了北大马院的助理教授。

裴植：我主要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在年5月，读博士生阶段，我就被要求参与进来了。

汪越：我是年出生的，本科是北大法学院，硕博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叶帆：我本硕博阶段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完成的，研究方向是中共党史，前后共计11年。

王倩：我本硕博阶段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的，是世界历史专业。

张凯：我博士读的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王蔚：我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新闻学，硕士来到北京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学习，博士阶段跟随顾老师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毕业这一年，刚好《马藏》开始启动第三部，而第三部主要涉及报刊、书信类文本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传播的内容。

刘庆霖：有的是助理教授，有的是博士、博士后。《马藏》团队无论是前辈学者，或是青年学者，专业方向几乎覆盖了上述的研究领域。过去我是习惯于从事个人研究的，但《马藏》让我体验到一种畅快感：和同事们一起运用不同专业知识，共同去攻破学术难关。我看到了青年学者们的不一般。这个团队里聚集了一批精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俄语和日语的人才。像王倩，她一个人就涉猎过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

王倩：我本人是历史学出身，其他有社会学、法学、哲学等。顾海良老师特别重视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以历史学为例，顾老师试图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贯穿的一条重要思路是：以历史学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建立一个有北大特色的新学派。因为以往的研究偏重理论概括，对于原始史料的推敲有些粗糙，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不足。然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内涵，就是把人文和社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其有了更广泛的受众和辐射度。

所以这启示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这样一种思想特质和使命：要有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视野，进行规范化的专业学术训练，从起步阶段就将理论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升理论研究的学理性和深刻性，将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

以严谨学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读+：《马藏》是项恢弘的工程，也是中国的“第一次”。不少学者提到，编纂工作很累很辛苦，到底如何“苦”？

汪越：刚进项目组的那个暑假，我碰到了繁体字的识别问题。我带着北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资料搜集工作，谓之“普查”，从近代浩瀚如烟的期刊、报纸、杂志中搜寻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相关的文本。

这其实是基础性工作，没有特别高的技术要求，无非就是“大海捞针”。但刚接触文本时，我有点傻眼，虽然以前也看过繁体字，但如此大批量阅读，还是竖排的，没有标点，文言文，这还是第一次。一整天下来，可能也就只能找到那么一两篇，特别费劲。

两年过去，我不但不会再被繁体字难倒，而且还靠着两年的积累，撰写了好几篇论文，有的还发在顶级期刊上。这是《马藏》带给我的“显性”成果。

“隐性”成果是自身科研能力、学术素养的提升。顾海良老师要求尤其严格。编校文本时，为保证注释准确，要查很多资料，看很多辅助文献。比如查一百年前的泰晤士报，或查年法国巴黎一次罢工活动的记录，往往需要查好几天、看好几万字，才能写出一份不足百字的脚注。包括正文后面的编者说明，也需要一字字抠。特别是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定性问题，得和老师们反复沟通、讨教后才能确定下来。

这种严格，虽然一开始会感到痛苦，但回过头再看，严格和细致的指导培养了良好的科研习惯，今后的学术道路将受益无穷。

不以资历、辈分为准，而以学问、真理为准

读+：青年学者们的学术环境如何？

刘庆霖：《马藏》有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平台，青年学者的成长环境非常好。首先可以向顶尖学者请教；其次是获得最全面的文献资料，《马藏》中心和国内外的多所图书馆、档案馆等文献机构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前辈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我们平时审稿和学术讨论，从不以资历、辈分为准，而以学问、真理为准。这样的治学态度，也让我们坚定了做学问的基本原则。

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受尊重，我们有较自由的研究空间，独立发表研究论文也被鼓励。顾海良教授等前辈学者，经常对我们的个人研究给予细致的指导意见，在研究方法和知识理论上引领我们进步。

参与《马藏》工程前，我主要研究民国时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参与了《马藏》工作后，学习了历史文献和研究方法，我才认识到过去的不足，我还发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接纳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学说的深度和广度，与学界以往的认知有很大差距，值得我们作更系统、细致的研究。

汪越：每年新入站的博士后，有很大一部分都会被安排参与《马藏》工程。这种设置，一方面是基于《马藏》工作的高度重要性，需要青年学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青年学者在步入教学科研工作岗位之前，需要更多的学术锻炼和科研经验。

裴植：所以顾老师特别强调，必须要在编研《马藏》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他会不时给我们讲解《马藏》相关文本的学术价值，还亲自撰写多篇学术文章，为我们作出了学术上的示范和表率，教给了我们治学《马藏》的思路和方法。

王蔚：疫情期间，我被隔离在家时，顾老师会在电脑上把我的博士论文从头到尾批注，并打电话逐一讲解每一个批注，小到标点的使用，大到结构的调整、内容的补充，细到这个引文该去增加哪一处，都一一指导。经常一个电话打了两个多小时，打到手机发烫，还在继续。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斗争中检验的

读+：听闻顾海良老师介绍，有青年学者在《马藏》工作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具体是什么情况？

刘庆霖：说的是我和叶帆。过去，我没考虑过入党，自然也没有思考过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以一个“中立者”的角度做研究。给我带来思想转变是我参与《马藏》之后。我发现师长们作为党员，对党有着真诚的信仰，也确实做到了为集体、为群众服务，对学术研究有敬畏之心——我想向他们看齐。

叶帆：过去我没入党，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没条件”。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时，就有了入党的决心。俄罗斯的档案馆里，藏有大量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档案资料，其中不乏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研究过程中，我不断被党员们的初心震撼。因此，6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我还在读博，国外没有党组织发展党员，所以我未能如愿。

回国后，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办完博士后入职的当月，我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前几天我的入党申请刚刚在支部党员大会上通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

现在回头看莫斯科时候的我，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和情感上“入党”。过去从事党史研究，我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仅有五十多人的小党，逐步发展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到北大工作后，我加入到了《马藏》编纂研究团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三年来所听的课程、所接触到的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也让我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相继胜过其他社会思潮和理论，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传入我国的，那时它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一起传入的——但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同其他思想流派的不断斗争中，它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从而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信仰。如果说党史研究使我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成为了共产党员，那么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使我从理论上和组织上成为了共产党员。

读+：对于其他的党员来讲，编纂工作有没有带来思想的变化？

汪越：我感受特别鲜明的，是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和紧迫感。《马藏》把我带回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当时各个阶级的中国人都急迫地想把各种先进思想带回中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传入中国的。虽然今天看来，最早的这批中国人存在各种局限，但他们都是怀着浓厚爱国心的。我从中也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张凯：作为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我们的所学、所思、所行，不仅要深深植根文明传统，更要延承百年党史中的精神标杆。《马藏》工作梳理清“源流”，我时常在内心深处产生穿越时空的灵魂共鸣，深切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思潮中最重视实践的

读+：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一些“理论虚无”的观念，好像提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不大？

王蔚：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几乎是所有社会思潮中最重视实践的一个。

汪越：理论虽然是主体性的，但并不等于主观空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基础的观点就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脱离实践的理论根本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用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这一说辞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就像是自己立一个靶子自己打。多年前，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曾经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认为，应当少讲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李大钊、陈独秀则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主义指引方向，那么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等科学家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同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但是这些错误观点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在于，很多时候说出这些错误认识的人，他们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年轻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当成一种表达自己“个性”“独特”“与众不同”的方式。这种现象在每个社会可能都无法避免。但对于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这一现象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还需要不断提升水平。

马克思主义研究召唤更多有信仰、有理论的年轻人

读+：参加《马藏》的青年学者们只是部分代表，十个二十个并不够，《马藏》成果如何能惠及更年轻的一代，培养出更多有信仰、有理论、有进步的青年学者？

刘庆霖：去年,我们面向研究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研究”一课，第一次开就获得好评。我作为主管老师，主持了这门课程，其他参与编纂研究的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讲授或课程指导。顾海良老师也亲自为同学们讲授了两节导论。从同学们期末的课程讨论和提交的期末论文的质量来看，选课的同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还是挺有兴趣的。这门课也是在更新他们的基本认识，过去人们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不少误解。有了认识，他们也产生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我相信，如今因为《马藏》，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承关系。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工程，也是一个人才成长和人才培养的优秀平台。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