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化在华传播,较晚清时期规模更大,内

外国文化在华传播，较晚清时期规模更大，内容也要更为丰富

民国时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较晚清时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同时内容也要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根本上已经超越了清末时“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梁启超式输入”。就传播的主体而言，中国留学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欧美留学生。此外，相对于晚清，外国来华学者的作用明显加强，而传教士的工作却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五四前后、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对此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内容，作一简要概述。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量而深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使得五四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全新的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化的传播，不但规模空前，而且是全方位地传入中国。

从引进文化所属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全都程度不同地流入国内；从传入文化的所属地区来看，晚清以来文化传播的重点—欧美文化依然势头强劲，而当时涉及较少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此时也有了较多介绍；就传播的文化性质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还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性质各异的其他文化均纷至沓来；就文化部门种类而言，则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甚至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

在输入方式上，原先从日本转运西方思想的情势继续有所发展，而直接从西方引进文化成果的工作更呈直线上升趋势。总之，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期，用了数百年时间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从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到年，就大致在中国经历了一遍。如此巨大规模、全方位的外国文化输入，无疑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高峰。为探索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国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从中寻找、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社会主义成为公认的、最时髦的新思潮，许多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或数篇有关文章，向国人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

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诸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在这些思潮中，又以无政府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为最有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被周佛海等人译出(周氏译本年商务版，为该书最早的全译本)，值得一提。

该书的根本主张虽不免落入空想，但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间的互助互爱，却颇投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此传播尤广。同清末最后十余年一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仍是此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这时，我国研究西洋哲学基本上已经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阶段，进而能作比较有系统的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判并融汇和自创哲学系统，介绍西洋哲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前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用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还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哲学等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后三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胡适最为有力；对罗素研究有素、介绍其思想最有影响者，首推张申府；而传播柏格森贡献最大的则属张东荪(年他最早翻译出版其名著《创化论》)。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原著，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所撰写的专著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所发表的这类文章近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属空前。许多杂志还开设了介绍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专号，如年，《民铎》杂志开设了“柏格森号”；年4月，《东方杂志》开辟了“杜里舒号”；年的《民铎》和年的《学艺》分别发行了“康德专号”；另外，尼采、杜威、罗素等人也都被设有介绍和研究专号。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还被邀请到中国来，直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曾应邀来华讲学，前两者影响尤为巨大，他们除了讲授其哲学外，还阐述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说等，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哲学思想。

这种外国思想家和学者来华讲学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形，可谓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指出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如兴盛一时的生机派或生命派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欣赏柏格森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认为这是反对宿命论努力进取，不断变革的利器。换言之，它成为其变革文化传统的动力；而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看来，生机哲学强调直觉、崇尚生命的一面，恰恰是以孔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他大谈生机主义，宣称这是其文化学说之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