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危机的成熟与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

引言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二十世纪初年是一个转折时期。从年俄国革命时起，国际工人运动就进入了公开阶级搏斗的时期。无产阶级斗争产生了新的方式。

革命危机的成熟

俄国事件的整个进程说明革命危机的接近。年上半年，罢工人数将近万名，超过年革命初期的水平。工人中间“真理”派的加强，也是与罢工运动的增长具有不可分的联系的。反党的“八月联盟”刚刚成立1年半就瓦解了。布尔什维克为工人运动统一而进行的原则性斗爭，越来越得到各民族的社会民主组织的支持。在根本问题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拉脫维亚社会民主党都是同布尔什维克一致的。

布尔什维克把最重要的合法工人组织－一首先是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无产阶级中心的最大的工会爭取到自己方面来，这是巨大的成功。到年夏天，俄国4/5有觉悟的工人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行动是农民革命情绪增长的指标，他们越来越同工人代表在一起，不但反对右派，而且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群众运动动搖了六三帝政的基础。甚至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于沙皇制度、对于它不能控制局势和防止新的革命爆发表示不满。

一个金融资本的代表在杜马中说：“我们向你们出了很好的钱，你们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政策吧！”这句话充分反映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情绪和要求。在工业高涨时期经济力量加强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越来越常常谈到把行政权交给新手的必要性。而地主们又要求不要再纵容辛迪加和托拉斯，如右派所说，它们很快“就要指使政府解决战爭与和平的问题了”。科柯夫佐夫变成“联合贵族”攻击的目标；年初，他辞职了。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意见分歧沒有独立的意义，但是，尽管如此，它们是作为全国革命局势因素之一已经成熟的上层危机的征兆。早在年中期，列宁就指出：“俄国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形成，并且这个危机正是触动了国家结构的基础，而绝不是它的某些部分，触动了大厦的地基，而不是它的某一附属建筑物，某一层楼房。”当时，国际局势尖锐化了。外交的、以及以后的军事的冲突（首先是在巴尔干半岛），预示着全欧洲性战争的接近。

由于日俄战爭而削弱的沙皇俄国，在军备竞赛方面落后于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直到年，才开始整编军队，进行部分的重新武装。规定重建波罗的海舰队以代替在对马海战中覆灭的舰队和相当大地加强黑海舰队的造船计划，到年才能完成。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沙皇政府暂时要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计划。此外，沙皇政策的领导者认为首先要达到“安内”（斯托雷平在年的“特别会议”中肯定说：过早的战争可能引起新的革命）。

但是，外交策略没有带来成功。德国和奥匈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的侵略性一年比一年增长，这妨碍沙皇政府的扩张，使它有失去以前阵地的危险。同时，俄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要求积极的征服政策。立宪民主党所提出的建立“大俄罗斯”的口号，就是这种要求的思想外衣。沙俄的盟国从自己的算盘出发，也怂恿沙皇政府去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关于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问题，在统治阵营中存在着意见分歧。

虽然在日俄战争和年英俄协定以后，沙皇外交当局完全盲从英法同盟的政策，而有势力的右翼宮廷集团一再试图同“亲戚”德意志君主国接近。俄英两国在伊朗和远东的矛盾的尖锐化，加强了亲德路线捍卫者的阵地。但是，俄德两国之间的矛盾更有力一些，它们损及大资本和地主一－农产品出口者的利益。在开始准备修订俄德关税条约时（条约将于年满期），暴露出这些矛盾。

由于沙皇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依附性的增大，由于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极端接近，在实际上脫离协约国已经不可能了。俄国的统治上层，正如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开始从战争中寻求摆脫迅速成熟的革命危机的出路。年夏天，无产阶级的罢工斗爭具有特別的规模和力量。5月28日，巴库油田的3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它的特点是高度的组织性、不同行业和民族的工人行动的一致。

根据石油大资本家的要求，巴库实行戒严。因为逮捕运动的个别参加者沒有产生效果，警察和军队就把大批工人赶出了属于石油公司的宿舍。石油工人工会被解散了。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幷未能使罢工者屈服。巴库事件得到全国的反响。工人们说：“巴库人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沙皇政府不惜以任何代价使运动停止，决定使用武力蛮干到底。7月3日，当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正为巴库事件举行群众大会时，闯入工厂院内的骑兵和步兵警察队，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

对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镇压，使彼得堡的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自己的告工人书中写道：“我们必须向那些人民的压迫者指明：工人阶级时刻准备着向他们进行回击，工人阶级不允许他们进行血腥的屠杀······让抗议和愤怒的呼声响彻整个彼得堡和整个俄罗斯吧！”布尔什维克的以3天的罢工回答当局挑衅的号召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

彼得堡的罢工工人，在7月4日为9万名，7月7日为13万名，7月8日达15万名。全市各区都举行群众大会和革命的示威，在示威时举着红旗，唱《马赛曲》。电车停止运转了。依照工人的要求，商店和酒馆罢市了。同警察的搏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7月7日和8日，在维堡区和纳尔瓦区开始修筑街垒。俄国处在总政治罢工的前夕。莫斯科、里加、华沙的工人为了支持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而举行罢工。继巴库和彼得堡之后，罗茲的工人也开始同警察的武装搏斗。

两种事件交织在一起：俄国新革命的前哨战和随着萨拉热窝事件与决定发动战争的德帝国主义者挑衅行动而来的国际危机。在彼得堡的报纸上，以惊人标题刊登的贝尔格莱德、维也纳、柏林。巴黎、伦敦的电讯，与关于罢工进程的惊人报导并列在一起。首都好像一个军营。城市中心同无产阶级郊区的联系被切断了。开始大批逮捕工人一布尔什维克。《眞理报》被查封了，警察占据了它的编辑部。世界大战打断了革命的高潮。

帝国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现象

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特別在欧洲）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当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年）上宣布说在在座的代表中只有少数人等不到党的“最终目标”的实现的时候，他说出了欧洲无产者对于胜利在望的深刻信心。由于向帝国主义过渡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到处都促进了群众革命性的增长。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在德国罢工运动的普遍高涨，选举斗争的显著尖锐化，标志着阶级搏斗的加强。

在法国、奥匈帝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在比利时和意大利，举行了总罢工。在英国，工人运动加强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的增长，是这些过程的反映。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与第二国际其他政党在原则上不同的新型政党。天才革命理论家和战略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这个政党的领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形成了左翼。在法国，盖德派对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90年代，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以德·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革命派，年同机会主义分子绝裂之后，形成了独立的“紧密派”社会党。在其他各国的社会党中，革命力量也增长了。同时，从内部腐蚀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派也发展起来。福尔马、米勒兰、杜拉蒂之类的知识分子中间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导者，这种思想的影响不但保持着，而且加强了，这部分地是由于西方的许多社会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工人贵族成为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许多社会民主党议员、等等，都是工人贵族出身。逐渐转入中派立场的国际领导活动家（考茨基等人）的调和路线，促进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巩固。中派主义－－隐蔽的机会主义，阻碍真正革命力量的形成和团结，促使国际向改良主义蛻化，它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在二十世纪初年，所有这些过程还沒有完成。国际和它的最大政党－德国党的领袖们常常同左派结成联盟，虽然在那时候已经表现出频繁的动搖。

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年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的工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国际工人运动中对立派别的斗争。代表大会是在许多国家群众的革命高涨和列强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美西战爭和英布战爭刚刚结束，远东又展开了日俄战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抵抗着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沙文主义宣传。阿姆斯特丹大会开幕时，在与会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普列汉诺夫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代表片山潜的友谊握手，正是这种团结的象征。

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工作中心，是关于“社会党人策略的国际原则”的问题。在实质上，这是关于对待修正主义的态度问题。伯恩施坦及其同伙，90年代末在西方各国社会党中遭到多数的回击之后，沒有放下武器。他们又得到了一些新同盟者；一系列党－法国党、比利时党、意大利党的实际活动证明了这一点。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修正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坚决谴责修正主义的盖德和倍倍尔与捍卫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改良主义策略的饶勒斯相对立。

大会通过的决议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改变以阶级斗爭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者策略和“以对现存制度的让步政策战胜我们敌人的方法代替夺取政权”的企图。但是，在这项决议里沒有提出把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的任务。另外，在讨论关于工人政党联合的问题时，大会通过了给“调和”革命力量和机会主义者的毫无原则的企图开辟道路的决议。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所有国家建立统一的社会党，但是，其中不曾指明这种联合的最重要条件一一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大会向前迈了决定性的一步，通过了关于群众性罢工的决议，虽然仍旧把罢工只看做是防御的手段。

年革命和第二国际

年革命是第二国际及其政党的最严重的考验。在俄国本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光荣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远在年以前和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列宁就对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解决，按照新的方式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其同盟者、革命政权、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者一孟什维克的斗爭中，最明显地表现出国际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立场。

俄国工人、人民群众对不久前还仿佛具有无限力量的沙皇制度所作的英勇战斗，给欧洲的无产者，给工人一社会主义者群众留下了巨大的印象。年1月，克拉拉·蔡特金写道：“······俄国革命起着那么清凉的作用，那么激发和加强革命的意识，甚至领袖们也应该同意采取更坚决的调子，向前快走一些了，就是那些想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变成溫顺的、客厅的叭儿狗····向一切资产阶级恶棍客气地伸出小爪的狗儿的领袖们······”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根据倍倍尔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采取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可能性的决议。

关于俄国十月总罢工的消息传到维也纳的时候，正当党代表大会开会讨论关于在爭取普选权的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党和工会的领导不得不同意代表们关于准备总罢工的要求。但是，第二国际领导的左倾是极短暂的。第二国际的领导者未能理解俄国革命的全世界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国际局委员之一、比利时人安谢尔宣布说：“难道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会给我们提出我党的策略吗？”

这些领导者还不理解俄国首先采取的斗争形式的丰富多采的－群众性政治罢工与武装起义相结合，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吸引军队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然而，根据列宁的定义，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原型和序幕.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们拒绝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表现出沒有能力把国际工人运动向前推进。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议会斗爭方式，在他们的观念里，甚至群众性政治罢工也只是以实现普选权为目标。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很少考虑关于革命的问题。

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性革命战斗的临近，要求建立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的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首先同那些拥护在工人运动中实行资产阶级政策的分子断然绝裂。对于西欧各国社会党来说，与机会主义分子绝裂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和平的、合法的工作的年代里，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敌人钻进了这些社会党。然而，第二国际的领导者并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们完全站到孟什维克方面，千方百计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抗。

以倍倍尔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想要扮演仲裁法官的角色，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解。考茨基走得更远，在实质上，他力求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停止对机会主义者一孟什维克的斗争。他企图用伪造的引语－把“过分讲理论”的信徒解除党的领导职务的必要性，来论证自己的中派立场。他在致维·阿德勒的私信中写道：“我希望俄国能出现一些人来代替他们，把他们赶出党的领导（连列宁也包括在内）”。第二国际领导、首先是它的主要党－德国党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年俄国革命对欧洲工人阶级所提出的历史要求。

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及其中主要政党的领导者向右转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性和第二国际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一连串的国际冲突、日益增大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性，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国际究竟打算用怎样的手段对抗战火发生的问题。在第一次摩洛哥冲突之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年8月）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4个决议案（倍倍尔，盖德，饶勒斯－瓦扬，爱尔威）。

倍倍尔的决议案（盖德的决议案基本上同它一致）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问题，但是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的具体任务。依照列宁所发表的意见，倍倍尔的决议案是“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呆板的”,使人可能以机会主义的精神来解释它。在大会上，右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就是这样利用它的，他以战爭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伴侶为根据，主张在原则上放弃反军国主义的斗争。爱尔威的决议案是德国代表团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反对物。

不过，爱尔威提议用拒绝应征入伍和号召起义来对付一切战争，只不过是半无政府主义的词藻罢了。列宁在批评爱尔威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革命的、解放的战争也是可能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它们。从另一方面，对反对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的手段的选择，要依开始战争的具体条件为转移。不过，在一切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应该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

饶勒斯和瓦扬所提出的决议案号召采取任何手段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直到群众性罢工。但是，饶勒斯也和倍倍尔一样，承认一旦自己的资产阶级祖国“遭到进攻”，无产阶级有参加保卫它的必要性。这个附带条件具有极大危险性。到年，两个帝国主义同盟完全形成了，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成熟了。关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方面战争“防御”性的可能性的假定留下了一个漏洞，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开始时，社会沙文主义者就利用它为自已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辩护。

列宁和罗·卢森堡代表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了修正案，说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并提出了在青年中间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工作的要求。如下的建议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即：在决议案中要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沒有能够防止住战争的爆发，他们应该“用一切力量达到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唤醒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加速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崩溃”。

代表大会同意了列宁和卢森堡的修正案，批准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不得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拨款的决定。这个决议“既具有正统的，也就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代表大会又通过一项决议，批驳了“工会中立”、它们“不依附”工人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理论。但是，大会的这项决议，正如国际的一系列其他决定一样，受到改良主义分子的顽固地暗中破坏，实际上没有实现。

结语

列宁在年写道：“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拿工人阶级方面来说，这次斗争将比巴黎公社即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的时期要准备得更好，要好许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