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第二国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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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起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它时时刻刻在侵蚀着无产阶级。因而在工人中间又存在着自发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既然在自发运动中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那末就必须从外面把这种意识灌输进去，以便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自觉的性质。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正确、更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源，因而无产阶级很容易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这表明无产阶级有自发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但同样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起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它时时刻刻在侵蚀着无产阶级。

因而在工人中间又存在着自发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可见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就意味着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意图即在于此。经济派的德国祖师伯恩施坦公开招认：“不论是在什么样的进化阶段上，凡不足以使人期待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言，总应当舍弃”。这是明目张胆地要求放弃马克思主义，而讨好于资产阶级。

与“批评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意识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巨大意义，因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才能使工人阶级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

党是工人运动自发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觉悟成分。列宁说：“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断地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在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上挂起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列宁还指出，恩格斯甚至把理论工作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可见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了。

列宁还指出有三种原因，使得理论工作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特殊的义。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刚刚形成，必须清算各种错误思想；第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只有充分利用别国的经验才能顺利发展。但对别国的经验必须要批判地加以利用，不能简单抄袭，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第三，列宁特别指出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派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立场出发，提出：“我国运动方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当然就是工人提出的要求。”

经济派所谓“工人提出的要求”，就是他们制造和宣扬的“走阻力最小”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要工人离开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叫嚷：“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等等。这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歪曲和背叛，是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的谬论的翻版，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因为沙皇专制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柱，只有首先把它推翻，然后才能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因此，只搞经济斗争而不搞政治斗争，就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使工人永远处于奴隶地位，就是一条“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为了彻底批判经济派的改良主义路线，列宁还特别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经济派为了给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公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因此，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就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进行经济斗争，列宁认为，经济斗争可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满足工人群众目前的切身利益，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所以社会民主党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经济派否认政治斗争只能证明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最迫切要求与一般民主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了解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经济派也谈所谓“政治斗争”，然而他们所说的“政治斗争”是“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

工联主义政治是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行局部的社会改良，是为了“修缀”资本主义以达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而马克思主义者所谈的政治斗争则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起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为前提。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的中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济派既然从社会主义政治滑向工联主义政治，也就必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滚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坑。

基于改良主义的幻想，经济派不遗余力地鼓吹合法斗争、和平取得政权的滥调，即他们一再宣扬的所谓“阻力最小的路线”。他们劝工人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或在民主化的社会政权管理的条件下改变生产，而社会政权民主化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工人）积极参加主管一切工厂事务的机关，参加仲裁法庭，参加一切制定有关工人的法律的大小会议和委员会，参加社会自治，以及参加国家的一般代议机关”，等等。这是伯恩施坦的通过国家民主化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滥调的简单抄袭，是企图把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冒充为工人社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但坚决反对夸大这一斗争的意义。列宁认为合法团体可以而且应当加以利用，以便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工作，把它们作为自己鼓动的基地、建立联系和进行其他工作的隐蔽所。但只能为了这些目的，超出这个范围就变成了谬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把合法斗争变成了合法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膜拜者，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可见，列宁与经济主义者在纲领、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归根结底，仍然是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即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年前后，部分经济派分子受到社会革命党人个人恐怖活动的影响，也极力鼓吹用个人恐怖活动来“激发”工人，从而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种忽“左”忽右是经济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特色。因为所有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在于他们缺乏明确而坚定的原则。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办事情。

然而，阶级斗争有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列宁说：“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管那些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怀有怎样善良的愿望。”由于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任何政治自由，这种革命家组织只能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列宁强调必须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少数职业革命家手中，加强职业革命家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削弱地方活动和群众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派不仅从伯恩施坦的著作中，而且也从俄国资产阶级合法刊物上吸取养料。这些人的存在，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最好温床。

结语

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才能使工人阶级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党是工人运动自发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是工人运动中的觉悟成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合法斗争的必要性，但坚决反对夸大这一斗争的意义。